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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鱼儿二站玄机资料 台湾中华书局的 短暂“传记

发布于:2018-03-13 10:15来源:dede58.com 点击:

抗战胜利后,上海福州路的书店街三巨头——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与世界书局漂洋过海到台北,在重庆南路播下书香种籽。三大书局占据品牌制高点,又从上海带来千册文库的书籍版样,无需经营市场、开发作家、谈版权,只要找印刷厂印书就能生财。

三大书局于1950至1970年代稳居霸位,但厚实家底消磨了三者的斗志。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,书籍市场需求剧变,数十家新兴出版社征战市场,故步自封的三大书局迅速衰落。由高校和职校教科书、工业技术、传统古籍、欧美日翻译乃至传统强项之文史哲领域,全面失守。读者逛重庆南路时,甚至不会走进三大书店的门市。

到了1980年代,三大书局门可罗雀。台湾商务印书馆陈列在一楼门市的《人人文库》浩帙数百册,占满半壁书架,却因长年乏人问津而蒙上薄灰。世界书局靠房地产挣钱,黄金地段门市整天无客上门,干脆任性到底,堂皇展示《永乐大典》等卖不掉的传统古籍,将书局办成怀旧图书馆。位于重庆南路沅陵街口的台湾中华书局,则于1989年收起门面,将一楼店面租给服饰店。沅陵街是当时台北最热闹的廉价服饰街,中华书局的六层大楼位于服饰街入口最精华地段,坐收租金虽有辱斯文,却比卖书实际。

台湾中华书局原为中华书局台北分局,1949年,上海管理处迁台,将分局改名注册为台湾中华书局,重新开张。字号虽异,但在老人心中是一块与上海中华一脉相传的老招牌,老招牌下拥挤喧哗的衣饰店常使业界感伤。受使命感驱策,老书局于沉寂4年后放手一搏,收回店面,重新装修,打出“传记之家”新主题,于1993年9月东山再起。

谁能想到,中华书局的转型壮举惨烈失利,开幕不到两年即黯然收市。百年传奇灰飞烟灭,书局大楼成为一家“星期五美式餐厅”(TGI Friday's),美式鲜艳庸俗的新造型常使重庆南路的老顾客望之伤感。

回首共悲叹:欲语还休的老辈传记

台湾是个有故事的岛,来台的百万军民带来半部民国史,经济奇迹中成长的战后婴儿潮里有说不完的创业辛酸。家家户户的相簿里,有大时代战乱流离的沧桑,更有奇迹岁月白手起家的激昂。若将这些经历写出来,就是一部部血泪凝聚的版《乱世佳人》。

然而,战败的沧桑回忆总是不堪回首。梦里不知身是客,临老忆往,是那“南北逃世难,邻里各分散”的辛酸,是那“乾坤万里内,莫见容身畔”的彷徨,是那“归路从此迷,涕尽湘江岸”的苍茫悲怆。回首共悲叹,老辈愿意写回忆者少之又少。再者,早年两岸对峙,台湾“戒严”,提笔忆旧常招风险,不如将往事深藏心底。

出版社也不乐意碰传记。在商言商,古代与西洋传记销路有限,传记这门生意要做得好,必须写高知名度的时人,但“戒严”年代风险难测,早年只有《传记文学》与《中外杂志》等极少数以文史谋生的出版社敢冒风险经营传记。两大杂志社征收如“文史资料”之短篇回忆稿件办月刊,491彩票让中奖更简单,有潜力者多期连载、集结出书。传记文学的《刘汝明回忆录》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》《亦云回忆》《沈宗瀚自述》《颜惠庆自传》,《中外杂志》的褚问鹃、戴运轨、万墨林回忆录,本本都是民国史宝藏。

两大杂志社外,只有香港的《春秋》杂志与专精艺文的《大成》杂志较有规模。僧多粥少,出版不易。曾任胡琏副手的柯远芬写成回忆录《暴风雨》,花费十年筹划出版,“原稿曾往返东西半球数次,并曾到港台两家杂志社作客”,仍不得其门而入。

不少耆宿勋旧找当局帮忙,但官方资源对此无能为力。台湾当局早年财政艰难,文化事业经费有限,官办传记几乎一片空白。勋旧耆宿一生功业记录无门,能在同乡会刊留几篇回忆追述已足自庆。老成凋谢,亲友旧属合资印一份纪念集,国民党“党史会”《革命人物志》登一篇1000到2000字小传,已是“党国大佬”级别待遇。

因此,早年出版的回忆录大都是前贤名将自己掏退休金,到印刷厂排版印制的“自印版”。自印版不求赚钱,专为追忆个人功业而作,笔触反而诚挚质朴。有些风格独具的回忆录连铅字排版都省了,以传统油印惯用之“刻钢版”工笔缮稿付印。更讲究者如抗战胜利后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邓翔海、蒋介石重用的东北籍名宦王德溥,自印回忆录竟以毛笔端楷缮就。

1987年台湾解除“戒严”,开放大陆探亲,风气大变,伸于久屈之中,由内地引进的文史资料选辑引发反思热潮。学术界热烈吸收“戒严”时期严禁的内地档案史料,普罗读者则更乐意阅读生动的人物传记。1989年在台上市的《李宗仁回忆录》轰动一时,1990年由记者周玉蔻掇拾秘闻撰写的《蒋经国与章亚若》销量火热,1992年《传记文学》于杂志连载后出版的《陈洁如回忆录》更是洛阳纸贵。

人物越禁忌,销量越惊人。1994年出版的蒋介石贴身侍卫官翁元回忆录《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》,畅销再版20年,围绕两蒋的各种传记至今仍为销路之保证。两蒋外,孙立人、宋美龄、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等名人都成为作家笔下金矿。虽然大多数作品只有史水平,但普罗大众求新奇,出版社求销量,史式传记大行其道。

这风气骤变年代,中华书局董事长熊杰看出商机。熊杰是留美海归的二代接班人,一心重振老店风华。当时金石堂、新学友等专营畅销书的连锁书店风行草偃,重庆南路传统书局呈没落之势,熊杰审时度势,决心不走媚俗的连锁书店畅销路线。中华书局的优势在文史,而文史类书籍最有市场者则是有血有肉的传记。熊杰提出当时于欧美号称“出版第三波”的“主题书店”概念,将文化根底深厚的台湾中华书局转型为专卖传记的主题书店“传记之家”。

然而,“传记之家”高估了大众对传记的品位。普罗读者对蒋经国与章亚若的风流艳事固然兴致勃勃,却缺乏继续深入蒋经国一生事迹的耐心。而且早年传记大多文笔朴实,务尚翔实,并不注重文采。部分严谨深刻的传记更不惜篇幅,将考据功力发挥到极致。沈云龙的《徐世昌评传》与《尹仲容先生年谱初稿》,洋洋洒洒近百万言,义理考证极精深广博之能事,连学术专家都没有耐心阅读。

“传记之家”需要营业额,但普罗大众喜好的市场型传记尚未成型。炒完两蒋风流花絮史后,其余传记难撑大局,不堪亏损的“传记之家”黯然落幕,台湾中华书局自此退出重庆南路书店街。

然而,就在“传记之家”折戟沉沙时,适合普罗大众的市场型传记问世了。

1990年代的市场型口述传记风

1950年代,“口述历史”(Oral History)成为传记新时尚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开风气,将旅美名人口述的平生事迹录音保存,如孔祥熙、张发奎、蒋廷黻、何廉、左舜生等叱咤风云的军政大员,都留下亲口回忆的录音带,一旦付梓出版,就是轰动全球的《李宗仁回忆录》、浩然巨帙的《顾维钧回忆录》。

其中影响最深远者,是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。胡适接受访问时,已内定出任“中央研究院院长”。他一生热烈提倡写传记,中年写了《四十自述》,他写道:“我在这十几年中,因为深深的感觉最缺乏传记的文学,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。不幸得很,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,终不肯下笔。”这些“老辈朋友”,包括陈独秀、蔡元培、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、袁世凯的清流总理熊希龄、以及清末民初呼风唤雨的交通系领袖梁士诒。

最可惜者莫过于梁启超:“谁能有他那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,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?”

“老辈朋友”不写回忆录,年老体衰是主因。让年轻人录音闲谈、代劳编写的“口述历史”,可以有效激励老辈留下自传,这种方式深获胡适青睐。

“中研院”内也有口述历史志士。1955年创办“近代史研究所”的郭廷以在筹设之初即策定口述历史访问计划,以述而不作保存史料为职志。“院长”与“所长”有志一同,口述历史排除经费人力之万难,于1959年年底开办,持之以恒十二载,“当代名流硕彦接受本所访问者,共有七十余人。已撰成之记录稿,约数百万言。”其中最著名者是与李宗仁打擂台的《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》,前后费时三年半,访问128次,初稿52万字。1980年代人事已非,“近史所”自1982年起公开出版口述档案,随后斥资恢复访问。今日,“口述历史丛书”规模已破百册,是民国史研究必备的基本史料。

然而,普罗大众对最高学术机构总是敬而远之。而且“中研院”口述访问常失之肤浅,隔行如隔山,访问者不了解受访耆宿的专业领域。早年主持采访的郭廷以、沈云龙等老辈学人愿意下工夫考察背景资料,录音口述才能深入耆宿生平事业,但后继者无意下苦工。在1994年出版的《罗友伦先生访问记录》,负责访问的学者请老将军解释“超级军官”、“同上校”、“特保最优人员”、“弹药基数”等基本常识名词,又提出“大的炮”遇到泥巴地会不会不稳、中央军校毕业生派任到部队时不想去怎么办、大陆时期部队有没有“庆生会”等问题。来访专家既无相关知识、亦不愿下功夫研究,老将军口述平生的热诚也就冷却了。

质胜文则,文胜质则史,只有调和内容与文采,才能使好传记市场化。1989年,时政杂志《天下》主笔杨艾俐以口述历史资料为主轴,香港马会彩资料大全,旁征博引,写出一部文质彬彬的畅销传记《孙运璿传》。杂志讲销量,时政短文的撰写要收束资料、感情与辞藻。既需下苦功积累万卷学问,更要将万卷学问精炼成千字短篇,文笔又需平实易读,不可泛滥炫情于华美辞藻。好的时政杂志作者是蒙太奇交错剪辑的组合大师,既能深入浅出剪接资料,铁算盘4887开奖结果,又要交叉时空重组故事,使阅读印象鲜活生动、简洁易读,由杂志作家写传记是最为理想的。《孙运璿传》成功以300余页精炼篇幅全面展示孙运璿生平事迹,并以各种史料的交错运用,营造出血肉丰满的浓郁情感。

孙运璿是经济奇迹年代的领航者、蒋经定的接班人,最终积劳成疾退出政坛,相关史料车载斗量。然而,深度的档案研究自有学术专家钻研,对普罗读者而言,传记的目标是营造鲜活形象,启发后人仰望模仿。杨艾俐以枕边休闲阅读的文笔,写出了一位足资示范的生动偶像,使普众大众感动乐读,就是一本成功的传记。

《孙运璿传》大获成功,畅销22万册,但传记的进化仍然在史与官史间挣扎。人们抢购《孙运璿传》意在一睹当年政界完美偶像风采,却忽视了作家对口述历史剪辑重组的功力。直到1994年,天下文化出版《无愧:郝柏村的政治之旅》畅销20余万册,《报人王惕吾:联合报的故事》畅销十余万册,才真正燃起时政杂志编写传记的热潮,军政工商各界名人纷纷与编辑主笔闲话往事。

联经出版社的《铁头风云:赵耀东传奇》(1995),与天下的《千山独行:蒋纬国的人生之旅》(1996)双双跃升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冠军。两书作者刘玉珍与汪士淳,都是传记文学的蒙太奇大师,名人固然话题火热,但也要得识和氏璧,才能理璞得宝。也有那笔锋犹健的耆老自己写回忆录,蒋经国时的“经济部长”李达海文笔流畅,自撰《石油一生》,初版5000册,两个月销售一空,火速二刷。

1990年代的市场型传记养成数十万传记新读者,大众喜读传记,市场火热,连李登辉和陈水扁等重量级政客也争相找写手写自传以争取选票。少数学术界文笔生动的奇作乘势进场。1994年,时报文化出版旅美学人黄仁宇的《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》,堪称“蒋学”经典。2005年远流出版《李国鼎:我的台湾经验——李国鼎谈台湾决策的制定与思考》,由“中研院”学者刘素芬费时三年半访谈查档,94篇访问初稿多达104万字,由专业编辑剪裁,畅销而不失深刻,是市场型传记的经典佳作。

然而,由李登辉领头发起的“本土化”恶浪,摧毁了当时蔚然成风的传记新文学。

本土化的“悲情”荒漠

1990年代传记的兴盛,源自人们对经济奇迹年代的自豪感。“本土化”政客以否定前史为务,李登辉大呼“台湾人的悲情”,运用政客、学人乃至在校学生,将老辈奋斗史贬为“外来政权”的“威权遗毒”,操弄仇恨以争夺选票。

由李登辉暗助的“百合学运”、陈水扁“去化”,到蔡英文扶植的“太阳花学运”,30年的谩骂使读者只剩“悲情”,不再有品味前人故事的自豪感。2017年12月,著名诗人余光中辞世,一名刚进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痛斥余光中是“威权体制广告商人”,“没资格被称为文人”,应由“蔡政府”之“转型正义”重点批判。其论竟成全台媒体疯论的热点议题,余光中的文学成就却不见认真追忆,台湾已成为文史荒漠。

人们连余光中的诗都不读,更不读传记。今日天下文化出版的名人传记,销量两万册已属畅销。自桧以下,没知名度的传记销量惨不忍睹,能将一版1000册卖完,出版社老板已然喜动颜色。然而希望留下故事的老人仍多,商人相准商机,明码标价,推出自费出版自传的配套服务,对不会写书的顾客提供写手服务。

“引领读者由传记走入经典,在时光隧道的长廊里流连往返。”这是“传记之家”落成时的自诩。只是在台湾这片被“悲情”碱化的文史荒漠,读者已无力品味时光长廊中悲欢离合的沧桑殷鉴。

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阅尽沧桑的老辈心灰意冷,不再为余光中是否够格称为文人的争执而动怒,不再期望后辈由前人兴衰吸取教训,也不再有好传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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